“樓瘋”帶給實體經濟的傷害有多大

 

　　若干年前，溫州這片中國民間資本最活躍的土地上，流傳著一種說法：忙著主持“前店后廠”的老板們辛苦一年的利潤遠不如他們的“太太團”閉著眼睛買房來得多。后來，果然一場經濟下滑的風暴席卷了這座城市昔日的商業麗景，留下的是“十店九關”的冷清局面。

 

　　但事實上，這個故事真正的結局并不只是實體經濟的衰退，繁榮一時的房地產業也沒能在當地留下真正的遺產，整個溫州樓市陷入了長達數年的深度調整。這恐怕是一個關于中國經濟最糾結的命題：實體經濟與高房價之間，總是既對立又依存。

 

　　如今，溫州的這段往事一再被關心中國經濟未來的人們提起。這波愈演愈烈的“樓瘋”也清晰勾勒出中國實體經濟的尷尬：當經營企業利潤逐年下滑而樓市誘惑滿滿，當年那種溫州式的悲劇會否星火燎原?

 

　　一組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證實了這種設想的可能性。今年上半年全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暴跌到2.8%，這依稀透露出高房價帶來的最大懸疑：當民間資本對經營實體經濟意興闌珊，一二線城市樓市成為資金避險最大的蓄水池，中國經濟又該何去何從?

 

　　民資去哪兒了?恐“脫實入虛”

 

　　這是一筆誰都會算的賬：中國每年的廣義貨幣M2正以13%、14%的速度增長，意味著企業利潤躺在賬戶里正以這個速度被稀釋，在人口紅利漸漸消失、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外貿環境不理想、融資難等痼疾的困擾下，傳統制造業的利潤常年低于10%;而天平另一端，過去數年一線城市的房產資產大致以每4年翻倍的速度增值，遇到類似“樓瘋”這樣的“大年”，僅一年價格就能輕松增長50%以上。

 

　　那么，是造工廠還是炒房子?如果說過去還有許多企業家對這道經濟選擇題深感迷惘，如今不可否認部分民間資本已然悄悄游離了實體經濟。記者注意到，以房產資產被各路資本捧作“硬通貨”的上海為例，長期作為國資重鎮和外資集聚的開放窗口，目前房地產業成為民間投資的首選關注領域。

 

　　有官方數據為證：今年上半年，上海民營企業完成房地產投資576.97億元，同比增長8.7%，雖然隨著泡沫和風險的加劇，增速已較去年回落了8.9個百分點，但民企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接近80%。與此同時，上半年上海民企的工業投資卻同比暴跌了18.6%。房地產和工業投資“一升一降”背后，無法避言上海的民間投資確實存在“脫實入虛”的傾向。

 

　　相似情況也發生在北京。國務院督查組曾調研稱，今年1—4月，北京有80%的民間投資投向房地產，方向和結構也非常單一。

 

　　作為傳統制造業集聚地的珠三角，雖然得益于產業基礎而數據相對好看，但同樣展現出民間投資對房地產業的倚重和青睞。記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廣東房地產民間投資達到了3873.31億元，同比增長22.4%，在整個廣東民間投資中比重達到45.1%，接近半壁江山，占比遠遠超過了其他行業。事實上，東莞、惠州、佛山、中山、珠海等傳統制造業重地近期房價也都積累了較高漲幅，成為吸引資本的“誘餌”。

 

　　耐人尋味的是，從官方公報呈現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出發，其實僅能觸碰到民資投資房地產業的一隅，究竟有多少民資涌入流通環節參與炒房，仍是無法破解的謎，但M1數據還是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企業正大量收縮投資，大筆資金停留在銀行活期賬戶上，最終催生資產泡沫也不足為奇。

 

　　據悉，去年3月M1增速僅有2.9%，此后M1增速幾乎一直處在上升通道中，2016年8月，M1增速達到25.3%。而當下除了進入樓市，民間資本缺少其他對等回報率的投資渠道。

 

　　已有上市公司賣房“求生”

 

　　“樓瘋”席卷下的一線城市，房價只能用“沒有最高，只有更高”來形容，正當北上深優質板塊已經難覓單價10萬元以下的樓盤時，這樣驚人的居住成本也讓上市公司汗顏。從上半年成績單來看，2926家上市公司中有395家面臨凈利潤為負的尷尬局面，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種注資、重組后財務數據優化的殼資源，另有115家上市公司凈利潤雖為正但不足500萬元，而這500萬元僅是想要購買上海內環內一居室的最低要求。

 

　　但“樓瘋”下的樓市還是成了一些上市公司緊抓不放的救命稻草。9月21日，*ST寧通B公告稱將以公開掛牌方式轉讓北京西城區槐柏樹街的兩套學區房，由于戶型都在140平方米以上且單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評估值達到了2272萬元，如果轉讓成功，這家已經連續兩個會計年度虧損的企業避免退市的可能性就將大大增加。

 

　　而打起賣房創收算盤的上市公司并非只此一家。9月22日，海航創新也公告出售一處位于上海世紀大道房產的收益。房產原值為5695萬元，以8200萬元的價格轉讓。諷刺的是，海航創新出售的此處房產本為抵債房，也就是因收不回欠款獲得的房產，如今卻成為自己扭虧為盈的希望。2016年上半年，海航創新虧損金額為1836萬元。

 

　　同一天，云賽智聯以5.03億元的價格成交了一筆上海房產。扣除該房產賬面成本、因交易發生的期間費用和相關稅金后，實現收益高達1.86億元。而今年上半年云賽智聯凈利潤雖然同比增長高達96.27%，但僅為7073萬元，還不及賣房收益的一半。

 

　　Wind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A股有1300多家上市企業持有投資性房地產，金額合計高達5874.2億元，與去年底相比增加了300多億元;與2013年相比，增幅高達67.4%。其中，有近90家上市企業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在10億元以上。

 

　　眼下樓市和實體經濟顯然已成“蹺蹺板”形態，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上市公司感染“樓瘋”選擇賣房粉飾業績。有觀點認為，“樓瘋”的內在邏輯加快了傳統制造業的洗牌和衰落，這確實打開了產業升級轉型的通道，但新興產業能否就此崛起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將起著決定性作用，現在看來還是未知之數。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就對記者坦言，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已經達到瘋狂地步，對企業創新創業也是有損害的，“排除經濟泡沫干擾、抑制房地產及股市泡沫是培育有利于創新創業的軟硬環境中很重要的方面，房價大漲使整個社會的創新成本在上升，房價、地價是城市的基礎價格，這類價格上去了，創新相關的許多成本都上去了，尤其是作為創新主體的年輕人的生活成本上升，會形成很大壓力。”

 

　　銀行對企業“惜貸”，押寶房貸

 

　　“樓瘋”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另一個重大影響在于“錢袋子”的變相收緊，新增貸款數據已經顯示出銀行貸款投放的明確傾向。上半年高達四成的新增貸款流入房貸市場已令人唏噓，豈料最新公布的7月信貸數據更是讓人震驚。央行數據顯示，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門貸款4575億元，這也就意味著房貸幾乎占據了7月新增貸款的全部。與此同時，非金融企業貸款減少了26億元。

 

　　針對這種貸款投向結構問題，央行相關負責人公開表示，從住戶部門貸款看，今年增長確實比較突出，當然主要與不少城市房地產市場升溫有關，前7個月平均每月個人中長期住房貸款都接近4000億元。

 

　　東吳證券報告還指出，上半年銀行新增貸款僅0.5%投向制造業，新增貸款中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占比相較年初分別降低了14.7和12個百分點。

 

　　除了央行信貸數據，各大銀行上半年的成績單也在傳遞著房貸迅猛增長的信號。作為傳統的個人房貸供給大戶，建設銀行上半年新增個人住房貸款4077.82億元，同比增長14.7%;農業銀行新增個人住房貸款也達到3110億元，同比增長16.11%。

 

　　“從風險管控上看，房地產可以做抵押，風險相對比較小，整個房地產市場又比較成熟，房產處置和變現比較容易，在中國經濟持續調整和利率下行的大環境下，上半年中國30家上市銀行持續面臨盈利增速放緩、息差收縮、不良貸款‘雙升’和資本充足率下降的壓力，銀行選擇房貸業務作為發展重點方向也是不得已。”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業合伙人王偉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如是解釋。

 

　　相比之下，銀行對公司類貸款的投放顯得頗為“吝嗇”，甚至出現同比增速大幅放緩的現象。財報顯示，上半年中國建行的公司類貸款較上年末僅新增627.96億元，微增1.09%;農行較上年末新增1175.58億元，但與去年同期相比甚至少增超過2000億元。

 

　　但是，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外界對系統性風險的擔憂。海通證券在一份最新發布的報告中稱，新增房貸占GDP比重正在迅速提升，經濟存在泡沫化風險，日本即使在房產泡沫最嚴重的1989年，居民新增房貸占當年GDP的比重也未超過3.0%，而2015年中國新增購房商貸+公積金貸款占GDP比重為4.9%，今年上半年更是達到了7.7%。

 

　　開發商陷入紙面富貴?

 

　　“在美國和英國，無論是摩根士丹利和標準普爾的全球產業分類標準，還是倫敦金融時報的全球分類體系，都是將房地產業列入虛擬經濟范疇，而國家統計局制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時，房地產投資還是作為單獨門類存在，大體是歸入了實體經濟子部門的口徑，但實際上，一線城市和強二線城市的房價早已經具有明顯的金融屬性，對于GDP的真實貢獻反而是非常有限的。”央行某省級分行一位資深人士對記者分析。

 

　　在上述資深人士看來，房地產價格的基本構成要素中，只有建筑和裝修可以啟動內需，帶動相關產業，“在總的用度支出中，流向政府的土地和稅收一般占到了一半之多，上海開發項目流向政府的份額最高，可以達到60%以上，我們測算過，一個人若花100元可支配收入買入房子，其實只有不足30元拉動了內需，其他都被政府和開發商劃走了。”

 

　　不過，開發商在此輪“樓瘋”中恐怕也只是賺收入不賺利潤，最大的問題是成本掣肘。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前8月拿地最積極的前50家房企平均拿地成本為7077.8元/平方米，而在2015年同期，拿地平均成本只有4261元/平方米，也就是企業拿地平均成本增加了66%。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對記者分析，盡管樓市“妖風陣陣”，但地價透支了開發利潤，房企早已不再是“暴利時代”，只不過淪為銀行打工族，“從2015年開始，房企就出現增收不增利潤的現象，寬松的房地產政策雖然刺激了房地產市場探底回升，但上漲的一二線城市不代表全國市場。雖然全國一二線城市回暖，但三四線依然處于調整過程中，以價換量還在持續。即使是一二線城市相對樂觀，但過多的豪宅項目，也逐漸影響了房企的去化速度。”

 

　　從上半年財報看，135家房企的凈利潤率只有8.15%，而以前即使在成交慘淡的2015年同期利潤率也有10.1%——遠遠不及多個城市房價的漲幅。盡管房企營業收入漲幅高達37.11%，但凈利潤漲幅低于營業收入漲幅。

 

　　以萬科和保利地產為例，這兩家銷售金額超過千億元的企業上半年的營業收入增幅分別為49%、30%，但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增速分別只有10.42%和0.21%。

 

　　在“樓瘋”背景下，中國企業幾乎沒有贏家。盡管近年來一線城市的房價高居不下，去年初中央打響去庫存戰而造成寬松的購買政策環境，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曾發布報告顯示，去年前三季度房地產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僅有0.04個百分點，幾乎落入負增長貢獻軌道。

 

　　缺席本輪樓市“狂歡”，昔日溫州炒房團今安在?

 

　　他們衣著不算光鮮，沒有名牌傍身，脖子上卻纏著一條粗大的金項鏈，與其說是為了炫富，不如說是以金石玉器討個吉利;他們結隊而來，手里還拿著大巴上發送的免費面包，一邊掏出手機用難懂的方言高談幾句，一邊往嘴里塞上幾口;鐘情熟人借貸的他們極少刷卡，似乎對現代金融體系沒有多少安全感，幾百萬的大額進出都喜歡搬用現金——盡管紅極一時的溫州炒房團如今極盡低調，記者還是能從一些資深地產銷售的口中拼湊出他們當年的肖像。

 

　　據說在鼎盛時期，僅樂清永嘉一帶就有8萬人涉足炒房，溫州百強企業榜單上的40多家地方制造業大亨無一不醉心于房地產游戲，其中賺得盆滿缽滿的自然大有人在，但也不乏在后來一輪接一輪的政策調控中輸光老本的樓市棄卒。

 

　　而現在，這些曾經令其他躊躇在高房價面前的購房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兵團”仿佛銷聲匿跡。就以上海樓市為例，去年秋至今經歷了房東一日連跳三次價的超級賣方市場、外環外地段拍出5萬樓板天價的土地盛宴、為了抑制房價揮落的“史上最嚴”調控政策，以及最近出于恐懼政策升級而出現的一幕幕離婚鬧劇，但期間溫州炒房團卻一直沒有露面。

 

　　記者從多方了解到的情況也都指出，雖偶有散兵游勇依然“戀戀樓市”，但素來抱團的溫州人更多地選擇了“退隱”江湖，除了在浙江省會杭州的售樓處仍有蹤跡，他們幾乎成了本輪房價瘋漲最意外的“局外人”。

 

　　溫州籍“地產網紅”紛紛改行

 

　　在炒房團最八面威風的時代，溫州地產圈曾經出現過曝光率頗高的網絡紅人，和普通網紅賣賣面膜、秀秀直播的生活不同，溫州籍的地產網紅在社交圈長袖善舞，善于調動大量本地人脈資源，充當開發商掮客和幕后推手的雙重身份。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當年的代表人物已不再以撮合炒房為生，公眾視野里關于溫州炒房團的炒作也就此褪色。

 

　　“二月丫頭”在溫州地產圈曾是“名媛”。很多人都還記得2009年上海首套房貸款可以超過八成，大量購房者直接下“盲訂”的盛況，那時“二月丫頭”熱火朝天地扮演著溫州知名“看樓團”經紀人的角色，不僅是躍躍欲試想要樓市淘金的溫州老鄉在上海的重要聯絡人，也是溫州炒房圈頗具威信和號召力的組織者。她領銜的上海溫州投資置業精英會更是溫州在上海最大的炒房團之一，2010年巔峰時期幾乎周周組團。

 

　　“她原名叫章蕾，自己就是溫州人，長得漂亮，頭腦還靈活，早在10年前就在微博炒紅自己，成了溫商對外的一張名片，后來在報社做經營工作，想到了用帶溫州看房團換開發商廣告的辦法，其實這一招溫州幾家報社早就用過，但因為她是網紅，一下子就樹立了自己的品牌。”溫州炒房團曾經的核心人士顏文(化名)告訴記者。

 

　　據顏文介紹，“二月丫頭”的網紅模式大約紅火了七八年，她的辦公地點一度設在上海靜安區長壽路附近，距離上海的高端商圈靜安寺不遠，“溫州人喜歡抱團，一傳十十傳百，當時的投資客沒有不知道她的，相當于一個地產顧問。”

 

　　不過，“二月丫頭”在地產熱點新聞中的最后一次亮相還是2012年。因為不滿上海出臺針對單身非戶籍人口的限購政策，她公開“約架”過上海房管局，但在這次博眼球之后便漸漸脫離了地產經紀的身份。

 

　　“聽說她轉行開過一家國際交流服務公司，做做展會、旅游項目。”顏文如是透露。而記者從其他渠道獲知，“二月丫頭”今年還現身合肥，當起了魚丸連鎖小吃店的創業老板。

 

　　而她的紅人搭檔孔帥也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選擇了沉寂。這個“二月丫頭”曾經的伙伴最后一次以“看樓團”經紀人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還要追溯到2013年，此時距離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溫州落地已有兩年，溫州的民間借貸危機也在不斷發酵，炒房團昔日代言人們大多選擇了噤聲。

 

　　根了解，曾多次為“炒房團”發言、號稱帶過6萬溫州人炒房的孔帥，此后從事過開發商韓國濟州島項目的運營工作，如今已退出公眾視野。

 

　　前炒房團成員稱被“嚇破膽”

 

　　即使是去年房價大放異彩的明星城市深圳，以及今年漲勢如虹的上海樓市，也都沒能吸引素有“東方猶太人”之稱的溫州炒房團殺出“回馬槍”。

 

　　去年年初，深圳房價抬頭，每平方米單價從不足3萬元一舉突破了4萬元，今年年中更逼近6萬元，這種漲勢不禁令人回想起溫州炒房團“家門口”涌動過的樓市瘋狂：2010年溫州房價從8000元/平方米漲到2.5萬元/平方米，次年又漲到3.5萬元/平方米左右。但當年溫州樓市類似的凌厲漲幅是在本地投資客雄厚資金的哄抬之下，炒房團在深圳房價的這一輪暴漲中卻完全沒有形成氣候。

 

　　“拿上海來說，溫州人炒熱的其實是第一波上漲周期，2008年上海古北豪宅開盤，溫州人占到購房者的80%～90%，2011年以后的購買力就比較零星了，還沒有碰到過大批團購的行為，經過2011年、2012年的洗禮，上海清洗掉了大多數投機盤，所以這次的上漲動力還是來自改善型自住需求。”一位在上海樓市摸爬滾打十幾年的地產顧問對記者分析。

 

　　作為組織者之一，《溫州晚報》房產部的負責人還對本世紀初溫州第一個炒房團浩浩蕩蕩“登滬”的景象記憶猶新，157人坐滿了三節火車車廂，三天之內便將100多套房子收入囊中。凈賺5000萬元的消息傳回老家，從此掀開了溫州人大范圍炒房的大幕——但這樣的場景已是不復再現的回憶，變成了自家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后來幾年參與炒房的并不都是早期的‘土財主’‘太太團’，有許多只是平頭百姓，湊個二三百萬，每天坐著大巴四處看房，排隊買樓花(指未完工的物業)，還有不少是公務員、老師，這在全國炒房團里是一個特殊現象，這些人有文化、較理性，資金也有限，一方面被后來一系列宏觀調控擋在門外，另一方面也被政策‘風向’嚇破膽，不敢再輕易入市。”曾經褲腰上系過30多把上海住宅鑰匙的投資客于先生告訴記者，他當時所在的炒房團成員就包括了數位參與市政規劃、熟悉城市建設的官員，還有不少來自銀行的中產階層，以及溫州本地院校的教職人員。

 

　　記者梳理發現，2011年成為溫州炒房團的一個重要心理節點。這一年初，國務院頒布“新國八條”，并且開啟了加息通道，和以往經歷的幾次宏觀調控不一樣的是，此次又適逢溫州本土經濟由盛轉衰的拐點，對溫州投資客可謂雪上加霜。

 

　　彼時，由于持續近10年的炒房成風，溫州本土的實體經濟加速空心化，原材料成本激增、工人薪資增長、國際市場動蕩等因素令溫商接連跑路，在私人拆借、互保聯保繁榮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一觸即發，資金斷流成了炒房團最大的噩夢。

 

　　“當初炒房團金字塔最頂端的投資客就是做轉賣的，先通過民間借貸籌錢，把整棟樓或整條街商鋪都拿下來，再轉手賣人，賺取差價，這些加杠桿的人基本都在幾年前被打擊得一蹶不振，甚至自尋短見，再也沒有實力來參與現在的游戲了。”于先生對記者分析。

 

　　“大本營”樓市紅利耗盡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流連各地樓市的溫州人大多是“散客”，昔日成團成派的氣勢偃旗息鼓。“過去溫州炒房團熱衷于團購，因為大訂單的方式可以減少購銷環節，炒房團的成員就能從開發商那里拿到最優惠的價格，還可以分攤律師費、互通消息、交流經驗，也方便媒體的介入，但是現在，炒房成本又是幾年前的數倍，在整體經濟增速沒有起色的前提下，確實沒有底氣往里面砸錢，對于未來房價預期會怎么樣，溫州人普遍感覺很糾結。”顏文對記者坦言。

 

　　另一個阻止“炒房團”東山再起的因素在于“大本營”樓市沒有結束深度調整的明確信號，這對于鄉土情結濃重的溫州人來說，是“家門口”最直觀的樓市風向標——畢竟當年炒房團席卷全國，也是在將本地樓市炒出“上海價”之后。

 

　　9月19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8月溫州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不含保障性住房)和二手住宅同比漲幅約3%，記者注意到，這個水平的漲幅已經維持了數月。而這與投資客的期望值顯然相距甚遠，按照于先生測算，扣除資金成本、交易稅費、中介費用等，房價需上漲10%以上方能保本。

 

　　不止一位受訪者告訴記者，目前學區房、剛需或改善型購房者才是溫州樓市的主要購房群體，投資性買房寥寥無幾。

 

　　記者曾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多次赴溫州實地考察，親身經歷了樓市過山車。2010年，在銀行貸款寬松、民間融資便利的大環境下，各路民間資本將這座地級市的房價炒到了超過上海的水平，均價4萬元、5萬元的樓盤比比皆是，讓老舊和欠缺章法的城市布局建設顯得相當違和。

 

　　當時市中心地標性樓盤、被譽為“為溫州加冕”的鹿城廣場單價甚至從開盤時的3.3萬元漲到了10萬元之高，2012年記者重返溫州調查時，該樓盤的均價已經腰斬，實際成交單價僅4萬出頭，而現在其二手房掛牌價也不過如此，對本地投資客的心理顯然有著負面影響。

 

　　而2010年封頂的商業地標世貿中心則將自己的輝煌永遠定格在了那一刻。之后，該樓盤被曝出馬拉松式的訴訟糾紛，除了2006年底銀泰百貨早已進駐裙樓外，主樓一直空置，開發商多年來都聲稱正在洽談知名品牌，但仍然沒有實質進展。幾乎淪為爛尾樓的世貿中心也成了溫州地產投資客們的心頭刺。

 

　　據記者調查，令溫州炒房團叫苦不迭成為樓市驚弓鳥的，還有遠在迪拜的20億元投資。這座用“石油美元”堆積起來的城市一度是溫州人炒房的海外大本營，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塔在2004年的單價還只有5.6萬元/平方米，2008年接近炒房巔峰，達到驚人的20萬元/平方米，但溫州人注定要在2011年前后承受連環打擊，金融危機的持續發酵令迪拜樓價縮水超過45%，新房空置率超過四成，溫州人花了20億元買一個樓市大教訓，至今心有余悸。

 

　　溫州銀監局數據則指出，截至今年7月末，溫州銀行業儲蓄存款余額5019.33億元，按照全市常住人口911.7萬人統計，人均儲蓄存款55054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了1萬多元。這些躺在銀行“休眠”的巨量資金也反映出溫州人如今趨于保守的理財心態。

 

　　部分“溫州幫”轉戰A股

 

　　隨著“炒房團”的覆滅，特定的溫州概念也在地產圈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A股“溫州幫”。其實“溫州幫”的說法還有不小的爭議，它是指今年以來市場上出現的一股神秘資金，在某些股票上短時間內快速拉升，并用斷頭鍘刀形態暴力出貨，因為現身龍虎榜時常常是以溫州席位為主，故而稱為“溫州幫”。

 

　　這些席位包括了上海證券溫州月樂西街營業部、銀河證券溫州錦繡路營業部、長江證券溫州車站大道、方正證券溫州麗岱中路、上海證券溫州永嘉環城西路、國信證券樂清旭陽路等，但是究竟其背后的操盤手是不是溫州籍，難以下斷言。

 

　　之所以身份未明朗的“溫州幫”即刻引發了資本市場的熱議，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溫州”兩字在投資界的敏感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其操盤手段的兇狠被稱為“散戶收割機”。“溫州幫”的出現，使得曾經橫行A股的坐莊手法“吸籌—鎖籌—拉升—出貨”重現江湖，有觀點認為這是徐翔坐莊的“寧波漲停板敢死隊”之后，又一波在股市里掀起血雨腥風的強大力量。

 

　　根據媒體不完全統計，目前“溫州幫”染指的股票眾多，包括上峰水泥、同力水泥、中房地產、乾景園林、湘潭電化、華鐵科技、中堅科技、銀億股份、安利股份、旭光股份、渤海股份等等，大多都是盤子小、股價低、機構占比少的股票，和游資的擇股標準相差無幾。

 

　　而其中最著名的兩大杰作就是中電電機和世龍實業，中電電機經過連續7日大漲超過60%后，曾在9月6日成為兩市唯一跌停股，并在隨后幾個交易日放量下跌，足可見莊家“手起刀落”的操盤風格。

 

　　世龍實業的散戶也曾遭到溫州席位的坑殺，該股7月5日、6日連續漲停后，7月7日尾盤拉升收漲近5%，次日直接低開，并于午后封死跌停。7月7日，世龍實業因連續三個交易日漲幅偏離值累計達20%而上榜。

 

　　不過，也有溫州本土證券圈內人推斷所謂“溫州幫”其實是私募機構利用股票配資，借用溫州資金“攪局”。在去年A股大牛市期間，溫州就曾被戲稱為“配資資金批發池”，據溫州市證券期貨業協會統計，2015年一季度，即牛市火爆時，溫州融資融券期末余額達到了78.21億元，占托管市值1649.29億元的4.7%。同期，溫州全市證券交易額同比上漲249%，占全國總交易額1.94%。

 

　　該協會統計還顯示，今年上半年雖然證券交易同比減少了46.5%，但截至6月末，溫州股市資金開戶數達到124.83萬戶，上半年新增股民15.58萬人。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