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權是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提出的依據及其實質，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批判責任的體現，既是黨和政府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的過程，也是維護主流文化、主流價值的過程。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要主動掌握文化領導權，在正視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的同時更需要馬克思主義之意識形態指導提供重要支撐，積極主動變革文化領導方式，在積極責任的履行中探尋主流意識形態對時代的回應和正當性的解釋。

 

　　文化產業遭受“庸俗、低俗、媚俗”指責的尷尬以及主流價值觀引導乏力和影響力弱化的現實，不僅迫使我們重新思索文化產業與主流意識形態在當代的關系，更促使我們以新的研究理論來應對現有的“是”與“應當”。

 

　　筆者認為，現有的定位與探究已不足以描述兩者之間的實際關系，對文化產業與主流意識形態內在凝聚力和社會共識缺失的克服，并不能只是依靠文化產業自身的調整和規范，更要清醒地察知主流意識形態在當今時代的責任和歷史使命，全面考量并糾正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化產業因角色缺位導致的干預不足或是因角色越位帶來的干預過度。

 

　　然而，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在文化產業中研究的學理鏈接缺位，導致的結果卻是，主流意識形態理應承擔的國民精神培育、民族傳統延續等責任在當代社會未能得以有效實現。為此，本文擬從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闡釋及現實中探究的困境著手分析，試圖以此回應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如何以主流意識形態主動的擔當、意識上的自覺揭示并把握當今的社會現實。

 

　　一、文化領導權：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提出的依據及其實質

 

　　在內容上對文化進行理解，文化顯然是由一套“主觀意見”所構成的。而這些意見的核心則表現為價值觀，以此賦予各種事物本身所不具備的各種意義。也正因為如此，不同的思想文化都試圖通過話語權的爭奪得以建構社會性的話語、規范和制度，而各種文化形式自身也成為了話語權爭奪的重要載體。

 

　　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方面顯現出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科學性以及話語權爭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對馬克思主義之意識形態指導作用的發揮提出了一系列永久性的命題：如何保持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如何借助各種文化形式更廣泛地獲得民眾“自覺”的同意，如何在精神和道德領域主導?無疑，這種探究的實質則是文化領導權。

 

　　“文化領導權”這一術語本身源自于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德在對俄國革命由工人階級來擔任未來領導這點進行戰略性討論時，首先使用了這一術語。”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則對此概念做出了進一步闡釋，并始終將文化領域上層建筑的自治和功效當作一個政治問題。

 

　　在葛蘭西看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無法通過暴力奪權的運動戰方式獲取勝利，必須依靠出版社等市民機構通過文化的、非強制性的方式對現有文化加以改造，以此實現“集體意志”的同意，實現政治目的。顯然，葛蘭西是在革命問題下呈現出這些市民社會機構“斗爭利器”的一面，馬克思的精神生產批判在葛蘭西那里是存而未決的。

 

　　而當資本主義歷史進入擴張的最迅速和最繁榮階段時，這些市民社會機構“經濟效益”的另一面則成為顯性問題。由此，霍克海默以文化工業的描述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模式，威廉斯基于大眾文化的合理和獨特性而形成了文化研究學派，鮑德里亞以符號批判形成了消費主義分析模式。

 

　　而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之所有受到西方以及我國學者的青睞，筆者認為，重要的一點則在于奈通過這樣溫和而曖昧的概念使這些市民社會機構的“斗爭利器”以及“經濟效益”的兩面得以“正當”、“令人信服”地結合，成為國家之間的重要戰略問題。但與西方不同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議題在中國論述的前提并不是巨大的經濟變遷，而是政治革命。

 

　　因此，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實踐來看，我們黨一直是在葛蘭西意義上爭奪和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報紙刊物等文化具體形態承擔著重要的意識形態職能。可以說，黨的文化領導權構成了黨的事業發展的一條重要歷史脈絡。不同的是，它不是通過葛蘭西的“市民社會”，而是通過最廣泛的民眾實現的。

 

　　20世紀初，在運用報刊、研究會等宣傳教育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文化已成為了其對政治的獨特介入方式，多重文化形式(載體)發揮著激發社會成員的政治參與以及引領社會思想潮流的價值。但這一時期，文化領導權問題只是在文化生產形式或是載體的爭奪上體現。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文藝事業成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要的是，我們黨開始真正以治國戰略的高度認識到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并開始旗幟鮮明地爭奪文化的絕對領導權。

 

　　這具體體現在：一是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宣傳以及革命精神的培育功能，在凝聚文化統一戰線為中國革命的開展奠立思想保障的同時，著重解決以什么思想領導的問題。

 

　　二是將抽象的社會理想和馬克思主義轉譯成共產黨這一現實主體，明確由誰來領導文化權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人在艱苦的斗爭過程當中，不斷鍛造形成了共產黨人實踐性的精神、品質。而這種擬人化的方向性指導精神更是以現實的確證性得到了百姓對中國共產黨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情感認同。這種認同應該說不僅使革命英雄人物成為了文化生產鮮活的文化資源和素材，也使黨真正掌握了意識形態認同這一領導權問題的本質。

 

　　三是以革命故事、革命歌曲、戲劇表演等形式深化人民群眾對黨的認同和情感依賴，在革命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的促進中理解文化領導權實現的途徑和載體形式。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于文化戰線運用的成功經驗在于將其視為中國總革命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配合著暴力奪取政權的政治、軍事行動。而這種嚴峻的政治革命背景也決定著我們黨實現文化領導權需要以階級斗爭的方式作為其有力保障。

 

　　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黨鞏固文化領導權實現的政治目的不再是民族獨立、解放，而是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推進以及新中國的建設。綜合建國后黨在鞏固文化領導權方面的經驗，這一時期主要是通過以下的方式實現著文化領導：一是通過意識形態管理體系明確文化領導的根本性問題。二是通過文化體制形成對文化發展的外部規約，確定文化領導的具體方式。

 

　　1978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話語表述成為我們時代的中心詞匯，文化發展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成為了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正因為如此，如何融合“斗爭利器”、“經濟效益”成為新時期我黨文化領導權建構的核心及難題。而在全球化和社會轉型挑戰的背景下，我們更是看到了展開當代文化領導權理論研究以及變革文化領導方式的迫切意義。

 

　　首先，文化產業的生產邏輯對當代文化領導的方式提出了根本性變革的要求。需要重新審視的是，文化產業的商品和意識形態屬性從根本上反映著文化產業與當代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關系，也由此決定著文化產業生產時應當遵循的三重邏輯：第一重，文化產業與社會的關系凸顯文化凝聚力的訴求，因而要求文化產業遵照文化邏輯生產，以使文化產業能夠發揮出滿足人類精神需求、體現文化意義與功能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重，文化產業與經濟的關系凸顯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性，文化產業應通過資本邏輯的運作，廣泛實現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促進全社會文明的發達程度。對于現代文化產業而言，資本邏輯的意義不再簡單地表現為物質、技術等資本投入后所形成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其核心更在于奠立在道德、文化基礎上產業超常規效率的實現。而這一過程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兩個重要緯度，即文化產業化緯度與產業文化化緯度的體現。

 

　　第三重，文化產業與政治的關系要求文化產業應遵照意識形態邏輯生產，在承擔起傳播主流價值觀、啟發教育民眾等“文化宣傳”職能的同時增強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國際競爭力、爭鳴力等。意識形態作為一定統治集團對自己國家精神狀況的總體上的自我意識，不僅應對文化產品內容凝練的價值取向、歷史文化真實程度等做出有意識的導向，也應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政治、經濟等背景作出意識形態上的支撐。

 

　　顯然，文化產業的生產邏輯應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概念，其實質意義就在于：為如何建構、證成和理解文化發展、產業結構、意識形態價值提供充分合理的原則依據和論證基礎，更對當下文化領導方式提出了明確的變革要求。

 

　　其次，全球化的挑戰弱化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全球化的矛盾具體到文化格局問題上，則一面是文化個性與文化主權、民族性與世界性、意識形態安全與文化發展全球化趨勢等議題的凸顯，并成為人們不得不去面對的現實。

 

　　但另一面卻是意識形態普遍失去公共話題的處境。而這些都對主流意識形態在國際上的爭鳴力、領導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國內而言，這種挑戰則是指中國在積極加入世界通行的制度體系、文化體系和基本觀念的總體行列過程當中，外來思潮、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沖擊改變著國人對事物的原先認識格局(尤其是對文化產業)，挑戰著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結構，使得當前主流意識形態面臨著描述、解釋現實以及精神、道德領域權威性的質疑，回避崇高、欲望狂歡、疏離信仰、精神流浪等成為了當前文化產業的普遍現象。

 

　　再次，社會轉型挑戰下文化領導方式的觀念滯后、適應性不足。筆者認為，當前的社會轉型挑戰是指在社會轉型這一宏大敘事背景之下，文化的市場邏輯一方面改變了原先文化對人本身的關注方式，呈現出“泛娛樂化”的傾向，另一方面也使主流意識形態在發揮現實影響過程當中出現的話語陳舊、內容教條、形式單調等問題進一步凸顯。

 

　　對于前者，這種“泛娛樂化”現象導致的結果有三個方面：一是麥克切斯尼所提出的“政治疏離”，即公眾對于政治漠不關心，政治文化養成以及國民的信仰和獨立的公共參與精神不免失去了賴以形成的現實基礎。二是文化產品的制造者與傳播者在經濟利潤和大眾娛樂需求的誘惑下樂此不彼地經營著“次級文化產品”。三是原先對意識形態建設功能的漠視進一步加強，并帶有各種“正當”理由，如市場需求、追求快樂。

 

　　對于后者，雖然學界以積極的姿態、批判性地對如何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加強文化領導權等問題做出深度回應與反思，但當前主流意識形態在對文化產業發揮影響力方面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如主流意識形態自身話語體系的不適應，其對文化產業的價值引導在現實關懷中缺乏有效的作用機制、對文化產品中價值傾向的敏銳性不足等。

 

　　誠如伊格爾頓所言，文化領導權永遠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成就，而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造、保衛和修正。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要主動掌握文化領導權，在正視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的同時更需要馬克思主義之意識形態指導提供重要支撐，積極主動變革文化領導方式，在積極責任的履行中探尋主流意識形態對時代的回應和正當性的解釋。

 

　　在此意義上，筆者提出“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命題，試圖以此對黨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在文化產業下進行細化。一是將文化領導權實現所依據的文化工具在產業命題下進行豐富、“修正”。二是將文化領導權實現的途徑和形式在產業命題下進行擴展，在娛樂、大眾之中融入文化領導的主旨可能要比嚴肅、正統的教育更加有效。三是拓展文化領導權實現的主體，從而在實踐上為文化產業更好發展、馬克思主義真正發揮理論掌握群眾的實際效果、實現文化領導權提供現實基礎。

 

　　二、建構、維護、批判：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內涵

 

　　如果說作為一個命題或概念，在這之前主流意識形態責任還尚未被提出，并構成文化產業與主流意識形態當代關系發展以及文化領導權的一項重要內容的話，那么，面對全球化挑戰，面對社會轉型挑戰，則不能不引起對這一議題的認真思考。因此，如何在現實向度中理解主流意識形態的責任，需要我們進一步去細化、解決。筆者認為，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的責任可具體概括為建構、維護、批判。

 

　　建構責任，簡單來說即是指在文化產業命題下，通過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導向作用使文化生產者自覺創作生產出更多“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從而實現建構先進文化、推動文化發展的目的。文化產業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形態當中的一種重要形式，不僅應以豐富的產品、服務滿足人民群眾當下多樣的文化需求，以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之勢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更應促成社會主義文化的積累、發展。而這無疑需要主流意識形態積極主動地發揮影響、導向作用。

 

　　具體而言，就是在尊重市場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公眾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有效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引導作用，使文化生產者自覺、自信地創作出這樣的文化產品：既能滿足人民群眾多樣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能體現當代中國的時代和民族精神;既能以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實現促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又能鼓舞人民群眾自覺地參與建構富有廣泛影響力的主流文化和中華文化。顯然的是，主流意識形態這一影響、導向作用的發揮本身則是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和認同的過程。

 

　　對于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建構責任不僅應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化產業的影響、建構，還應體現在自身的建構，即通過文化產業的發展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自身建設的能力。在筆者看來，這一建構包括了意識形態前置和意識形態自律兩個維度。

 

　　維度之一，意識形態前置。討論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化產業之間的議題，首要的當然必須“深刻意識到國家概念所給定的內在制度要求”。[2]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中國語境中發現、設置和研究問題，才能將“中國問題”以及這種內在的制度要求轉化為文化產業實際的發展動力。

 

　　對于中國語境下的文化產業而言，意識形態前置即是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精神和核心價值、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滿足的要求前提性、內在性地置于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化產業引導作用發揮的認識之中，從而確保文化產業能夠向有利于中國的利益乃至有利于人類整體利益的方向發展，并以此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在文化產業方面的指導權、主動權、話語權以及行動的服務監督，尤其需要增強主流意識形態應對文化失范以及各種意識形態沖擊的抵制能力。

 

　　維度之二，意識形態自律。應該指出，主流意識形態自我批評和時代更新問題理應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關鍵問題。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無疑已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在不同時代命題之下永葆生命力、增強吸引力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人民群眾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并轉化為實踐的重要前提。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理解首先則是對主流意識形態自覺認識和行為的一種肯定，即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在文化建設形態上的覺悟和覺醒，包括對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歷程與所處具體情境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產業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等責任的主動擔當等。

 

　　對于文化產業而言，意識形態自律即體現為主流意識形態對其影響、介入的空間做出自覺認識，“對極端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性的庸俗化泛濫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預案處置姿態”，以此科學地建構起文化產業與主流意識形態關系之間的良性結構，恰當地為文化產業的體制調整、發展等提供更多的意識形態維度支撐，并防止因主流意識形態的過分滲透而造成對文化產業的傷害。重要的是，只有在意識形態自律的前提之下，意識形態前置才能被人們更有效地接受和認同。

 

　　維護責任，即是指文化生產者、傳播者以及市場監管主體自覺、自信地肯定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時代精神以及國際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建設，弘揚中華文化，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并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各種支撐。

 

　　對于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其對文化產業的責任體現不僅是發揮引導作用以此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更應肯定、推介其中所呈現出的優秀作品、主流價值觀等，以形成廣泛的參照、教育意義，營造良好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氛圍。在此意義上，文化精品戰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則是這一責任實現的典型佐證。事實上，文化精品打造的過程，既是對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塑造的肯定，也是對主流文化與主流價值觀的進一步推動，而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則是我國文化廣泛參與世界文明對話，形成多層次對外交流的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國際上，雖然中華文化被世界所認識和推崇，但是在“國際性”的命題當中，“中國性”的文化性格依舊在文化產業當中告缺。面對西方文化產品強勢的價值滲透，文化生產者、傳播者總是在西方他者的理解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篩選著文化產品當中的價值觀，以此獲得“國際”的肯定、票房的攀升。面對這樣的尷尬，主流意識形態無疑應承擔起其維護責任，在建構自身文化發展的同時主動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以此“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共同維護文化多樣性”。

 

　　“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在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上，黨和國家目前主要是推動文化事業單位來承擔，通過國家組織、財政撥款等方式加強文化事業單位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

 

　　對于文化產業而言，其在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方面也應做出應有的貢獻：合理開發、使用、宣傳優秀傳統文化，配合文化事業單位在這一方面的作用發揮，并在合理范圍內促使優秀傳統文化在產業價值上的轉換。如果說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上，文化事業單位起到的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作用，遵循保護利用、普及弘揚并重的原則，那么文化產業則通過大規模復制、生產的方式起到普及與弘揚的作用。

 

　　批判責任，即是指黨政部門等多方力量主動地對文化產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低俗”、“庸俗”、“媚俗”現象以及消解當下健康價值觀的傾向保持一定的敏銳性，并進行堅決的批判、抵制。文化產業多樣性的發展離不開寬松的意識形態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偏離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的傾向、現象等，主流意識形態喪失應有的批判、抵制功能。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批判責任的體現，既是黨和政府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的過程，也是維護主流文化、主流價值的過程。

 

　　三、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面臨的問題及思考

 

　　顯然，無論是在具體現實基礎還是國際戰略的意義上對上述責任進行闡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在文化產業發展中訴求的基礎和探究的努力都已發生。責任的揭示不僅在理論上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文化產業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現實境遇，豐富意識形態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理論，更在實踐上為文化產業更好發展、馬克思主義真正發揮理論掌握群眾的實際效果提供現實基礎和操作圖式。

 

　　但隨著對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進一步追問，這一議題又面臨著這樣的困境：或是滿足于責任理論提出的瞬間宣泄，繼續延續“緊密結合”、“加強”等經驗性和政治性話語;或是在建構馬克思主義權威模式的過程中，將責任導向強勢;或是以西方理論反思當今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同時，將其滑向單純的道德責任或僅理論上的思辨。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這種困境與挑戰至少包括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第一重困境，是在理論意義上還是在實際意義上重寫正當性表述問題。筆者將此問題作為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困境與挑戰之一，是基于意識形態實際認同方式和在政治上的功能與理論探究的天然差異性。應該指出，這里的理論意義上的重寫并不是指脫離實際的烏托邦式的應然建構，而是簡化復雜問題在理論上對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前景”進行描述、說明和規劃。其目的在于，通過“描述”展示出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內容，包括“是什么”、“意味著什么”、“應當成什么”的意義追問;通過“說明”對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探究的可能性和脈絡進行邏輯上的闡釋;通過“規劃”指明責任的建構之路。

 

　　這種理論意義上的方式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現實操作而言卻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種忽略或是有意規避主流意識形態權力問題和為政治合法性塑造信仰權威功能問題的“應當”很難成為真實的向導。難以駕馭的現實是，主流意識形態在履行歷史性的責任時注定要將文化產業變為受控制的對象以及宣傳的工具。而如果在實際意義上展開這種責任的論述，則必定要在政治合法性框架下展開謀劃的技術論證。這種方式不僅顛覆了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長久的接受方式，而且極其容易使主流意識形態陷入對自身合法性的反復論戰中，馬克思主義也會從信仰層面轉為實用主義的政治技術。

 

　　第二重困境，重寫的方式是意識形態話語模式，還是道德責任模式。雖然人們一直在某種意義上對意識形態話語模式進行批判，也極力擺脫，但筆者認為這種“具體設計和規范人類歷史目標的‘宏大敘事’”模式在文化產業中卻又是必須的，值得商榷的只是明顯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性痕跡和生硬的意識形態管理模式，需要改變的是“緊密結合”、“加強”、“必須”等政治話語系統簡單的套用和強加。

 

　　因而，筆者對于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現實向度解讀和實質的把握均是在此模式下進行的，這不僅是由于宏大敘事模式能更好地體認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產業關系對于中華民族、對于世界的意義，而且是因為如果放棄了這種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和干預，則將使一個國家喪失理解和滿足公民文化需求和欲望的能力。但這并不能消除責任依照意識形態話語模式構建遭遇的挑戰。

 

　　這種挑戰一方面來自于人們對意識形態話語模式的擔憂。我們意識到，對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思考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式微的現實和要求全面介入當代世界社會關系的期待。這種期待能更好地增強我們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自信和自覺，加強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威的現實影響力，但也有可能導致過于強勢化的結果，最終在強勢話語路徑的依賴中“慣性”地決定著其行為和選擇。

 

　　另一方面主要是來自于文化產業渴望在意識形態話語模式外找尋更為豐富表達的訴求。事實上，人們對于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揭示的擔憂似乎不全是嚴格意識形態等級秩序形成的可能性，更多的是對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如何擴大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實現資源的最優化的拷問。

 

　　或許正是基于上述困境的思考，道德責任模式成為重寫方式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必須承認，人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在文化產業語境中的呼吁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主流意識形態理應為實現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美好期待和道德上的理想性與目的而努力，并主動對自己的過錯或過失行為承擔不利后果。

 

　　顯然，道德責任模式重寫的方式將主流意識形態的責任與道德評價聯系在一起，其目的在于通過人們的認同和“重疊共識”更好地敦促主流意識形態履行應有的責任。這無疑是符合人們的愿望和訴求的。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責任性制度缺位下談論倫理意義責任的自覺與應為是蒼白和無力的，尤其是當“階級的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的灌輸思想依舊是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履行的依據時，這種道德評價就顯得既無力又單薄。

 

　　第三重困境，重寫標準是主流價值觀影響力擴大還是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的增長。顯然，無論是在理論意義上還是實際意義上，無論是以意識形態話語模式重寫還是以道德責任模式重寫，都涉及到主流價值觀和文化產業孰輕孰重的問題。就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產業歷史進程而言，文化產業的各種業態一直是在“革命宣傳需要”、“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政治功能性定位中被理解的，其理應符合主流價值觀的邏輯，主流意識形態也理所應當地為此承擔無限的責任。

 

　　但隨著文化產業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這種“理所應當”不僅遭受質疑，更將政治角色和經濟角色的矛盾內化為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化產業關系的困境。如以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擴大為重寫標準，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文化產業的產業屬性，其中也充滿了反諷和抵抗;而如以文化產業經濟效益增長為標準，雖使經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文化安全、國民信仰等結果也是可預見的，人們對于當今主流意識形態不作為態度的指責也是基于文化產業追求經濟效益增長的同時忽略了社會效益的現實。

 

　　當然，不僅意識形態的這種無限責任與有限責任在結果上無法清晰的辨明，而且這種非此即彼的標準二分法也是不具有現實意義的。應該說，主流意識形態重寫標準面臨的挑戰應是如何彌合不同標準之間的鴻溝，從而找尋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第四重困境，如何理解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應然訴求與現實的差距。

 

　　這一問題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公共文化精神的訴求與馬克思主義公共性視域的或缺。從根本上說，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在文化產業“新啟蒙”主題的置換中訴求一種公共文化精神，目的在于提升公眾主體意識和公共性格，加強各方力量對主流意識形態責任行使的有效評價和監督。但顯然文化產業的各種業態以及主流意識形態自身都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文化產業現今關注的問題從未從國際影響、經濟增長上移開;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化問題的著眼點依舊是“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淪”;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強調的“集體主義”等價值信念，卻依舊無法使作為現代性實踐和反思訴求的公共文化精神或是說“公共性”信念在中國民眾中自覺確立。

 

　　第二，各意識形態主體的自覺自為與現有意識形態管理體制的路徑依賴。主流意識形態責任不僅賦予了責任主體應有的位勢，更將個人、家庭、社區、學術團體、各類非營利組織機構、政府等以主體性之勢納入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機制內，各意識形態主體需要更為主動的自覺自為。但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卻是各意識形態主體對這種自覺自為并沒有相應的認識，對各級黨委宣傳部的大眾傳播形式和基層政工人員進一步放大、融入、約束的意識形態傳統兩級管理體制依舊過分依賴。

 

　　顯然，文化產業發展中主流意識形態責任的困境及其反思是在主流意識形態自我理解和自我確證的過程中展開的。雖然這種探究使問題更為復雜，但也正是這種復雜的揭示使我們意識到，這一議題回應的關鍵在于如何經過冷靜、深入的分析而具體建構主流意識形態責任，從而實現對內的國民文化消費的滿足和對外的國家文化形象塑造。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